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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你在1846年春天走在华盛顿特区的街道上，你会发现整座城市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紧张感。国会山上的议员们吵得面红耳赤，报纸的头版标题一个比一个耸动，而白宫里的詹姆斯·波尔克总统——那个身材瘦削、眼神坚毅的田纳西人——正在等待一个足以改变美国命运的时刻。这个时刻在5月13日到来了。那一天，美国正式向墨西哥宣战。这不是一场遥远的争吵，而是一场赌上国家前途的豪赌：赌美国能够从墨西哥手中夺下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，赌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能一举成为横跨两大洋的帝国。 要理解这场战争，得先往前翻几页历史。1836年，得克萨斯从墨西哥独立，成了个孤星共和国。美国南方人早就盯着这片肥沃的土地流口水了，1845年，国会通过决议，把得克萨斯并入了美国。但墨西哥人不答应——他们一直认为得克萨斯是自家叛乱的省份，美国吞并它等于抢地盘。更糟的是，边界划在哪？得克萨斯说自己南界是格兰德河，墨西哥坚持说是努埃塞斯河。双方互不相让，边境上小冲突不断。波尔克总统是扩张主义的狂热信徒。他上任时就定了三个目标：降低关税、重建独立国库、以及——最重要的——夺取加利福尼亚。他觉得墨西哥太弱，只要美国秀一秀肌肉，墨西哥就会乖乖卖地。 于是波尔克先派了外交官约翰·斯莱德尔去墨西哥城谈判，想用钱买下新墨西哥和加州。墨西哥政府连见都不愿见他。波尔克怒了，他命令扎卡里·泰勒将军率军进驻有争议的格兰德河北岸地区。1846年4月25日，一支墨西哥骑兵渡过格兰德河，和美军巡逻队交火，打死打伤16名美国士兵。波尔克听到消息后，立刻抓住机会。他跑到国会，要求宣战，理由是“墨西哥已经在美国的土地上流了美国人的血。” 当然，那片土地到底属不属于美国，墨西哥人直到今天还争个不停，但在当时的华盛顿，波尔克的话就像火柴扔进了干柴堆。 国会的辩论激烈得像暴风雨。民主党人——尤其是南方和西部的议员——高喊着“天定命运”，说上帝要美国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。辉格党人——比如亚伯拉罕·林肯——则质问波尔克到底是谁先开的枪，要求证据。林肯甚至提出了“点决议案”，要求总统指明美军第一滴血到底洒在哪。但局势已经失控了。舆论被《纽约太阳报》这样的报纸煽动起来，民众喊着“记住阿拉莫”的口号（虽然那场战斗是十年前的事了）。1846年5月13日，参议院以40票对2票通过战争决议，众议院以174票对14票通过。当天下午，波尔克签署了宣战法案。美国正式向墨西哥开战。 战争持续了将近两年。泰勒将军在北墨西哥一路高歌，温菲尔德·斯科特将军则从韦拉克鲁斯登陆，直捣墨西哥城。美国军队人数少，但装备精良、指挥官出色，而墨西哥内部政治混乱，军队士气低落。1847年9月，斯科特攻陷墨西哥城，墨西哥被迫投降。1848年2月，双方签署《瓜达卢佩-伊达尔戈条约》。美国付出了约2000万美元（包括债务赔偿），换来了包括今天的加利福尼亚、内华达、犹他、亚利桑那、新墨西哥、科罗拉多和怀俄明州的大片土地——总计超过50万平方英里。美国的领土面积一举增加了25%。 但这场战争的回声远比地图上的颜色变化更复杂。首先，它让“天定命运”成了美国人的信仰，也埋下了南北矛盾的炸弹。新获得的土地该不该允许奴隶制？这个问题在1850年大妥协中勉强压下去，但最终在十年后引爆了南北战争。当时反对战争的诗人亨利·戴维·梭罗写了《论公民的不服从》，成了后世非暴力反抗的圣经。而墨西哥，则永远失去了半壁江山，对美国的敌意持续了一百多年。 回头再看1846年5月13日，那一天仿佛是美国命运的十字路口。国会大厦里，波尔克签字时，他也许已经想象到了太平洋的浪花能拍打到西海岸。但每一寸新增的土地，都带着战争的疤痕和争议的阴影。今天，当你从加州的海滩眺望落日，或者开车穿过新墨西哥的沙漠时，你可以问问自己：如果没有那一天，美国会是今天的样子吗？